浅译《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 哈耶克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美国经济评论,卷35,第4期(1945年9月),519-530页.

由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创刊于1911年,是美国影响最大,也是世界知名遐迩的经济学期刊之一。2011年时,为纪念创刊100周年,期刊特邀了六位著名经济学家,成立了“20篇最佳论文”评选委员会,在该刊100年来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甄选出对经济学发展与实践产生深远、重大影响,且富有创造性的20篇最佳论文。

《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是哈耶克的著作,写于1945年,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的本质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社会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中的知识利用问题。知识分为两类:科学知识与原理、特定时间与地点的特殊情况的知识。在经济活动中,众多参与者各自的经济活动产生了大量知识,分散在不同经济个体中。知识的分散使经济计划成为必要。

我所做的,是一些体力活,找到原文,抄录在下,尝试阅读,找到各种翻译,尝试理解内容,尝试整合翻译结果成我能理解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自己的英语能有一点点的提高,希望能理解一点点哈耶克的原意,就非常满足了。因为自己的懒惰,整个“拷贝”过程拉得很长很长,每次打开对应的文档都好像看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措辞”方式,既然每次都如此,那不如让有兴趣打开此文的朋友也帮忙审阅一番好了。这段时间里,有幸看到了“智本社”的文章,深以为然,慢慢的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哈耶克似的自由经济主义者了。

下文括号中的内容,若由“偏”开头,意为由本人添加,其余为原文翻译。

如果我们尝试构建一个理性地经济秩序,该如何下手呢?(偏,Elon Musk说,最难地是提出正确地问题,追寻答案并不难)

这一问题在某些假设下很简单:所有信息充分掌握,初始情况全面了解,可用方案全部掌握;前两个条件若成立,第三条自然成立。在这个假设下,我们只需简单地逻辑推导即可获得最完美的经济秩序,且已有数学公式可完美呈现,简而言之 – 任意两种商品或因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在任意用途上必须相同。(偏,边际替代率:在维持效用水平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增加1单位的某种商品X的消费时,所需要放弃的另一种商品Y的消费数量,被称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虽然这显然不是建立理性经济秩序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为此而发明的经济推演却误打误撞的向正确答案迈出了一步,虽前路依旧漫漫。究其原因,单一个体永远无法主动拥有经济推演计算所需的全部“数据”,而社会环境也永远不会“给与”这种条件。

理性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正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即我们必须利用的环境知识从来没有以集中或综合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作为所有独立的个人所拥有的不完整和经常相互矛盾的分散的知识的碎片。(偏,想像你考试时,整个试卷上所有题的正确答案分别掌握在不同同学的脑子里…)因此,理性经济秩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分配“给定”知识的问题 – 如果“给定”是指给定一个可以解决这些“数据”所设定问题的单一个体。相反,它是一个如何确保社会中任何一个成员都知道的知识得到最好的利用的问题,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人知道。或者说,这是一个如何利用知识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具备全部知识的问题。

这个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被最近的许多经济理论的完善,特别是数学的运用所掩盖。虽然我在本文中主要想讨论的问题是理性经济组织的问题,但在讨论过程中,我将再三指出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我想提出的许多观点确实是不同的推理路径出人意料地趋于一致的结论。但正如我现在看到的这些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当前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许多争论,其共同的根源似乎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性质的误解。这种误解又是由于我们在处理自然现象时形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将其转嫁到社会现象上。(偏,也许待我看完《致命的自负》会对上文有更深的理解)

通常来说,我们用“计划”指代关于现有资源分配的相互关联的复杂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而在任何有许多人合作的社会中,这种计划,不管是谁做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以知识为基础,起初这些知识并没有给到计划者,而是给了其他人,为了作计划,这些知识必须以某种方式传达给计划者。人们将作为计划基础的知识以各种方式传达给他们,这是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的关键问题。而什么是利用最初分散在所有人中的知识的最佳方式,至少是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或者说是设计一个有效的经济制度的主要问题。(偏,当你无法作结论时,说明你收集的信息不够多,而如何收集信息是个关键性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这里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紧密相关 – 谁是作计划的人。而这也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该如何制定计划,是由某一个权力机构为整个经济系统集中规划,还是由许多个人分别裁定?在当代争论中所使用的具体意义上的计划,必然是指中央计划,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来指挥整个经济系统的方向。而它的对立面,即是由许多个体所制定的分散的计划。而这两者之间,则是很多人谈论,却很少人喜欢的有组织的计划 – 垄断。

不同的计划方式中,哪种可能更有效率,主要取决于我们可以预期在哪种方式中知识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相应的,这又取决于我们是否更有可能将所有最初分散在许多个体之间的知识交给一个中央机构处理,还是通过向个人传递他们所需要的额外知识,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计划与其他计划相溶。

很显然的一点是,不同的知识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回答我们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不同类型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被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重要?还是那些我们认为由妥善挑选出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拥有的知识更重要?如果今天(偏,1945年)的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更重要的话,那只是因为一种叫做科学的知识在人们的想象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忘记了科学并不是唯一有价值的知识;或许我们可以承认,一群经过妥善挑选的专家是掌握并运用科学知识的最好人选,尽管这只不过是把问题变成了如何挑选专家。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即使挑选专家这件事可以轻易解决,这解决的也只是整个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罢了。

如果今天有人说科学不等于所有知识的集合,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当作异端处死。但是只要稍加思索就能发现,还有很多非常重要,但是却无法有效组织,我们也无法称之为科学的知识: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关于特定情境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实际上每个人都比其他人有一些优势,通过每个个体的独有知识才可实现对知识的有益利用,知识的最大化利用只能来源于个体的相关决定或个体积极参与的相关决定。我们只要想一下,无论从事任何职业,完成理论培训后还要学习那么多内容,而学习各种特别的工作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那么大的篇幅;在各行各业中,对他人的了解,对风土人情的了解,对特殊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宝贵的财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上面的理论。理解或使用那些并未充分使用的机械、或是别人未被充分利用的才能、或是供给中断时的剩余库存,在社会上的作用不亚于了解更新的技术。无论是一个靠不定期仓位运货谋生的人,还是一个有渠道获得独家消息的地产中介,还是一个利用不同区域差价套利的商人,他们都掌握了不为他人所知而又转瞬即逝的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奇怪的是,这些知识在今天总是遭到蔑视,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如果胜过掌握更多的理论或技术知识的人,他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行为不端。通过了解某些信息或运输情况而获利,总会被认为是下等手段,即使在某些方面更好的利用这些机会与利用最新的科学发现对社会同样重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们重科学轻商业的态度。即使那些自视完全摆脱过去了过去赤裸裸的唯物质谬论的经济学家,在涉及到以获得这些实用知识为目的的活动时,也屡犯同样的错误,这显然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这些知识都是“给定”的。更为普遍的看法是,所有这类知识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对现有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指责往往来源于这种不切实际的看发,而实际上这些知识并不存在。这种观点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尽可能广泛地获取这种知识。

如果今天普遍轻视与时间、地点相关的特殊情况的了解,在我看来是由于现代社会对“变化”的忽视一脉相承。经济生产过程中,生产计划的调整和改变必须依赖于那些拥有“知识”的“计划者”,而现实世界中,从频率和重要性两个角度看,计划者所作的计划(通常较模糊)并不优于他们的反对者。如果这个世界是线性发展的,所有人、货、场在一条固定不变的轨迹上变化,且有足够提前量的详细经济计划可以得到严格遵守,这样就不需要再做任何重要的经济决策了,而描绘一个包含所有经济行为的计划也不再显得艰巨。

随着现代化工厂的出现,生产越发精细化,是否只有当新工厂建立或新工序引入的时候才需要经济决策?工厂建成之后,一切生产工作都依照设定驱动机械,还会有什么瞬息万变的环境需要我们应对吗?

据我所知,这种相当普遍的肯定信念,并没有被商人的实际经验所证实。在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 – 处于这样一个行业当中就是一种考验 – 保持成本不持续上升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一任务占据了管理者大量的精力。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随随便便就可以浪费掉作为获利根本的成本差额,从事经营管理的人都知道,即使技术和设施完全相同,生产成本也会各不相同,而经济学家似乎对这一点毫无概念。生产者和工程师们不断地表示,希望能够不受金钱成本地影响进行不受约束地生产,这种愿望的强烈程度足以证明控制不断变化的成本在他们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

让经济学家们忽略每天持续的小变化是如何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关注放在了数理统计上,而统计总量的稳定性远大于细节的变化。总量的相对稳定性,根本无法按照统计学层面的倾向 – 用“大数定律”或随机变化的相互补偿来解释。我们所要处理的要素数量并不足以使这种偶然的力量产生稳定(偏,我理解就是稳定不稳定和你动不动没大关系)。货物和服务的稳定流动建立在持续的精心调节上,每天都需要根据前一天完全无法预测到的情况做出生产计划,B计划需要随时做好替代A计划的准备。即使是大型的、高度机械化的工厂也能保持运转,这主要是因为有一个环境,它可以从这个环境中获得各种意想不到的需要;盖房顶的瓦片、伏案所需的文具,那一千零一种每天运营都需要,却无法自行闭环的设备都需要我们随时从整个市场得到补给。

这是,也许是,就是我想简单提及的情况,上面所提到的信息、知识,由于其不可预测性,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统计学来进行归纳处理,因而也就无法以统计数字的形式传递给哪个中央集权机构。中央集权机构希望可以利用统计数字影响最终决策,而这些数字理应通过精确分析事物的细微差别,由不同地点、品质和其他特点中抽象而出。现实社会中,根据统计资料制订的中央计划,其本质决定无法处理这些具体时间和地点的情况,集权决策者必须找到另一种方法,让“在现场的人”做与这些信息相关的决策。(偏,放权 = 放钱,放弃庞大冗余的组织无疑是割既得利益者的肥肉)

如果我们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如何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最终的决定似乎必须留给熟悉这些环境的人去做,因为他们直接知道有关的变化并具备可以利用的资源。我们不可能指望这些问题会由那些第一次接触到相关信息的中央集权机构解决,利用他们所谓的“收集信息”、“做出决策”来把握整个事件的走向。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权力下放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解决了我们问题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分权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特定时间、地点的特殊情况下的知识得到及时的利用。但是,“现场的人”不能仅凭他对周围环境的有限而又密切的事实知识来决策。仍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他传达他所需的进一步知识,使他的决策与整个经济体系的变化格局相适应。

一个正确的、成功的决策需要“在现场的人”知道那些信息?他如何知道那些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但是又必须的信息?该知道多少呢?

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情对他应该做出的决策不会产生影响。但是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件,也不需要知道它们所有可能的影响。对他来说这些并不重要,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一种尺寸的螺丝钉比另一种尺寸的多,为什么纸袋比帆布袋更容易买到,为什么熟练的劳动力或特定的机器工具在这一刻变得更难买到。他需要知道的是,与他所关心的其他事物相比,这些东西的获取是变得更困难了还是更简单了?生产或使用所需的替代品需求到底有多么紧迫?特定事物的相对重要性对他来说始终是个难题,而那些改变相对重要性的原因对他来说毫无意义,除非他周围的具体事物受到了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所说的经济推演通过类比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价格系统如何且事实上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单一的决策者,在掌握一个足够小、又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的所有数据时,也不可能明察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对每次的资源分配做出最恰当的微调。价格系统这简单而又纯粹的逻辑,其最大贡献在于:通过给每一个稀缺资源绑定一个特定的指数索引,即使这个指数与这个资源本身无任何关系,只是反应或浓缩了这项资源在整个“因果”结构中的特征,那么这唯一的控制系统只需要整理并持续的使用这些指数相关的等值比例(或“值”,或“边际替代率”)就可以解决一定的经济问题。在任何微小的变化中,决策者必须考虑到只有这些他看到的数量指数(或“值”)间的影响;而通过逐一调整数量,他可以适当地重新安排他的处置,而不必从一开始就解决整个谜题,也不必在任何需决策阶段一次性调查它的所有影响。

根本上讲,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分散在许多人的系统中,价格可以像主观价值帮助个人协调他计划的各个部分一样,协调不同人的单独行动。我们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价格系统是如何快速、精确的采取行动、造成影响的。假设世界上的某一个地点产生了某一种原材料的新需求,就说是锡吧,需求上升了,或者说某一个锡的来源没了。尽管这两种原因都造成了锡的短缺,但无论哪种原因都和我们的目的没有关系 – 而且特别没有关系。所有的锡的使用者需要知道的是,他们过去消费的一些锡现在被用于其他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因此他们必须节约用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需要知道哪里出现了更迫切的需求,也不需要知道他们应该为其他的需求做什么准备。如果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人知道新需求存在,把资源转移到了这需求上,只要了解此缺口的人转而用其他来源填补这个缺口,其影响就会迅速扩及整个经济体系;而且,这不仅仅影响到锡的所有用途,还会影响到锡的所有替代品,所有替代品的替代品的用途,还会影响到锡的供应,锡的替代品的供应,替代品的替代品的供应等等,而那些能够提供替代品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所有的这些行为完整了市场,不是因为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对整个领域进行了调查,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有限的视线领域足够重叠,所以通过许多中间人,相关的信息就被传达给了所有人。任何商品都会有价格,或说各地的价格是由运输成本等因素决定的(偏,一定意义上,产品售价等于出厂价+运费) – 所带来的解决方案(仅仅是概念上的可能性)确实可能由一个拥有所有信息的头脑得出,虽然事实上这些信息分散在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中间。

我们必须把价格系统看作一种信息交互的机制才能理解其真实功能,一种随着价格固化而失去活力的功能。(即使价格变得相对固化,价格还是会随着合同中的不同条款而有所变化并最终发挥影响力。)关于这个系统最惊人的事实是驱动经济运作的所需知识极少,换句话说,个体参与者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就能够采取最恰当的行动。在一个简化的模式中,只需要一个符号就可以在相关的人群中传递最重要的信息(偏,越简单的系统越稳定,借机抱怨下大众的DSG变速系统,太复杂了)。把价格系统描绘成一个记录变化的工具或通讯系统并不仅仅是一种隐喻,就像工程师会通过观察几个表盘的指针而对活动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人们会通过价格指针引导自身活动,而他们所知道的也只有表盘上的信息。

当然,这些调整永远不会像经济学家在均衡分析中设想的那样“完美”。但是,我担心以那种几乎每个人的信息或多或少都是完整的这一假设来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会看不清价格机制的真实作用,并使得我们以错误的标准来判断其效率。令人惊叹的是,当某种原材料出现短缺时,没有订单下单,只有少部分人知道短缺的原因,而成千上万的即使你花费数月调查也无法确定身份的人,却被要求在这种材料的使用上应当更加节约,或使用其他可替代品;换句话说,他们无意识的走向了正确。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并非所有人都能实现利润率最大化,可大多数人的利润率却可始终保持在同一恒定或“正常”的水平,这也足以称之为奇迹。

我故意用“奇迹”一次,是为了让读者从我们常常认为这一机制的运作是理所当然的自满情绪中醒来。如果这是人类精心设计的结果,如果人们在价格变化的引导下了解他们的决策之意义远超其直接目的的范围,那么价格系统毫无疑问会被誉为人类思想界最伟大的功绩(偏,诸行无常,你以为的原因和结果其实并不相关)。可实际上,这系统既不是人类的产物,受其驱使的人群也不知自己因何而动。那些叫嚣着“有意识地指导”的人 – 那些不相信任何没有设计(甚至我们无法理解的)而进化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我们刻意思考都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人 – 你们应当记住这个:问题恰恰是如何扩大我们可利用资源的范围,使之超出任何一个头脑的控制范围;换句话说,这是如何放弃中央控制,而通过更有效的激励让个体更有效的自发行动起来的问题。

此处的问题并非经济学所特有,而与真实社会、语言以及大多数文化遗产息息相关,并由此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真正核心理论问题。Alfred Whitehead(偏,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他认为:“没有全部的真理;所有真理都是一半的真理。想把他们当作全部的真理就是在扮演魔鬼。”)从另一个角度的描述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做事其实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老生常谈,所有的教科书和杰出人士在演讲时都在重复这一观点。而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文明的进步是通过扩大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完成的重要行动的数量实现的。”这对于社会领域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我们不断的用那些我们不知所以的公式、符号和规则,从而间接使用我们不了解的知识。我们通过那些已经被证实成功的实践和机制来构建我们的习惯和机制,而这些习惯和机制反过来又成为我们所创建文明的基石。

价格系统正是一种人类偶然发现未经理解而学会利用的系统(我们距离掌握最佳用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它,不仅劳工分工成为可能,而且还可以在平等分配知识的基础上协调利用资源。喜欢嘲弄这类主张的人,通常歪曲其论点,暗示这种论点只是某种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最适合现代文明的体系是由于某个奇迹自发成长起来的。而事实是:人类能够发展出劳动分工这一现代文明的基础,是因为人类碰巧发现了一种使其成为可能的方法。如果人类没有碰巧发现这一方法,他们可能仍会发展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比如“白蚁国”,或者其他无法想像的类型。我们只能说,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价格系统的某些特征可以得到保留,而这些特征甚至对那些最激烈地抨击它的人来说也是珍贵的 – 每个个体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并持续自由的利用其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

复杂社会中的价格系统必须性,即使在不同的政治阵营间都不再有人争论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好事。而二十五年前Von Mises(偏,路德维希·海因里希·艾德勒·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奥利地学派的院长,哈耶克的老师,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代表作品《人的行为》、《货币与信用原理》、《社会主义》)提出“如果没有价格体系,我们将无法维持一个建立在广泛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这一类似观点时,却仍遭受了无情的嘲弄。如今的人们不再出于政治原因而拒绝这一观点,这至少创造了一种更有助于理性讨论的气氛。当我们发现Leon Trotsky(偏,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红军缔造者,早于哈耶克此文成行,列夫于1940年在墨西哥遭暗杀,代表作品:《俄国革命史》、《过渡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被背叛的革命》)论述“无法想像没有市场关系的经济核算是什么样子的”;当Oscar Lange(偏,奥斯卡·理沙德·兰格,波兰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哈耶克的论战对手)答应在未来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的大理石大厅里给Von Mises教授塑像时;当Abba P.Lerner教授(偏,阿巴·勒纳,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自称“狂热的边际主义者”,即前文的边际效益理论)再现Adam Smith(偏,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即价格系统可以持续引导个体在追逐个人利益时做符合社会利益的考量;这些差异再也不能归咎于政治偏见。其余的反对意见似乎显然是由于纯粹的知识,尤其是方法上的分歧所造成的了。

Joseph Schumpeter教授(偏,约瑟夫·熊彼特,非奥地利学派的奥地利人,与凯恩斯既生瑜亮,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经济分析史》)最近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清晰的描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分歧,作者自身就是通过实证主义主义研究经济现象的杰出经济学家。在他看来,经济现象是已知商品量客观影响的直接结果,几乎无法被人类意识干预。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说得通令我惊奇的以下观点。在生产要素未知的市场中,即“消费者估价(‘需要’)消费品这个事实本身、也是对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生产方式的估价”来进行合理计算。

字面上看来,这句话根本不符合事实。消费者并不会做他所说的事情。Schumepter教授的“ipso facto”(偏,拉丁语,根据事实本身)大意是指,生产要素的估价隐含在消费者对商品的估价中,或者说必然从消费者的商品估价中产生,但是这也并不正确。“估价”这个逻辑关系如果作为一个命题,发生在单一头脑中才能被称作是有意义的结论。 但是,很明显,生产要素的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消费者商品的价值,还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供应条件。只有对一个同时知道所有这些事实的头脑来说,答案才有条件从这些事实中剥离出来。然而,实际问题的产生,正是因为这些事实从来没有这样交给一个头脑,因此,在“估价”时,必须使用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的知识。

如果我们可以把所有事实都铺陈开来,如果这些事实都由一人所掌握(我们假设有一个观察力敏锐的经济学家),将形成唯一确定的解决方案,但问题并不会因此而得到解决;相反,我们必须证明解决方案是如何通过每个只拥有部分知识的个体互相作用而产生出来的。如果以为所有的知识都应由一个人所获得 – 同样假设这些知识都归我们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具备,那就是以为不存在问题而忽略了现实世界中重要而意义重要的一切事物。

像Schumpeter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竟然掉进了由“大数据”的模糊性而设置给粗心大意之人的陷阱,这很难解释为一个简单的错误。它表明,与其说是一种习惯性地忽视我们必须处理某一现象重要部分的方法有了根本性问题,不如说是一种习惯性地忽视人的知识无法避免的不完整性,以及因此需要一个不断交流以获取知识的事实。任何一种方法,如许多数学经济学的同步方程的方法,实际上都是从人们的知识与客观的事实相对应的假设出发,系统地遗漏了我们要解释的主要任务。我绝不否认我们的系统均衡分析是有益的。但是,当它误导我们的一些主要思想家,使他们相信它所描述的情况与解决实际问题有直接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记住,它根本不涉及社会过程,而仅仅是一个研究主要问题前的有效准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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